1984年4月15日，李敏和丈夫孔令华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，对方在电话中告知他们：“贺子珍同志病重，请你们收拾一下行李，去上海的飞机票已经购买好，很快将有小汽车送你们去机场。”
那一刻，李敏泪如雨下，孔令华在一旁安慰着妻子。李敏知道母亲身体情况很不好，4月初已经接到上海方面的消息，可真到了这一天时，她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。简单收拾一下行李，中央办公厅派来的小汽车已经来到了家门口。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在飞往上海的飞机上，李敏回忆起跟母亲在一起生活的点点滴滴，她默默自语：“母亲人生充满着磨难，如今又病重，可千万不要出事啊。”李敏说的没有错，贺子珍的一生历经磨难，尤其在苏联9年，让她的身体、精神都受到了极大的摧残。
1938年1月，贺子珍不顾毛主席多次挽留，坚决前往苏联。按照贺子珍的打算，她最多在莫斯科呆两年，一边治病，一边学习提高自己。初到莫斯科，贺子珍便被这里的繁华所吸引，她在给毛主席的信中写道：
“润之，我已平安到达了莫斯科，在这里，我看到了我以前没有见到的东西，莫斯科太美丽了，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令我感慨不已，我要在这里养好身体后好好学习，将来报效祖国……我相信，我们的中国在你领导下，她在不久的将来，也会像苏联这样美丽富强。润之，我为自己在这里定下了学习计划，决心在两年的学习期间，要多学些东西，充实自己，再把身体搞好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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短短一封信，尽显贺子珍对中共革命未来的美好向往，她渴望尽快学成归国。苏联方面对贺子珍来莫斯科颇为重视，来苏联前贺子珍已经怀孕了，便把她安排住在共产国际办公楼一间环境相对较好的房间。
根据安排，贺子珍来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，期间她为了取出长征途中留在身体里的弹片，几乎跑遍了所有医院，可结果却得到了一个残忍的结果：这些嵌入骨头的弹片被肌肉牢牢包裹，已经成为身体一部分。如果做手术强行取出，到时大出血会有生命危险。
不久后，贺子珍在苏联生下孩子。这是一个男孩，贺子珍给他取俄语名“柳瓦”。莫斯科冬季天寒地冻，短短6个月后小柳瓦便夭折了。身处异国他乡，如今儿子又夭折了，联想之前多个孩子下落不明，贺子珍整日以泪洗面。
1939年，周恩来到莫斯科治病，毛主席委托他给贺子珍带来一封信。这封信很短，毛主席一改之前“桂圆”的称呼：
“子珍同志：你寄来的照片已经收到。我一切都好,勿念。希望你好好学习，政治上进步……我们以后就是同志了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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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封信实质上是宣告两人的夫妻关系就此结束了。原本两年后就回国，如今再回去又有什么意义呢？1940年底，当年跟贺子珍一起来莫斯科的同志都陆续回国了，贺子珍决定留下来，她来到国际儿童院东方部工作，教孩子们中文。
1941年春，毛主席托人将李敏送到莫斯科。贺子珍离开延安时，李敏还是襁褓中的婴儿，如今已经是4岁的小女孩了。女儿的到来让贺子珍很高兴，加上当时她已经跟毛岸英、毛岸青取得了联系，四个人在莫斯科组成了一个临时的家。
每逢周日，贺子珍便和三个孩子聚在一起。李敏后来回忆说：“当时我们四人节假日都会聚在一起，我和岸英、岸青围在妈妈身边，这是一段短暂的团圆快乐时光。”然而，短暂美好的生活很快被战争打断。
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，莫斯科进入战时状态，很多人被迫撤离这里。贺子珍敏带着孩子们撤离到距离莫斯科300多公里的伊万诺沃市生活，这时她每月70卢布的津贴已经被取消，生活物品也停发。
为了生活下去，贺子珍便靠织袜子来赚取微薄的工资，她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时称“比长征还要苦。”1943年，李敏因苏联恶劣气候患上肺炎，贺子珍为此跟医院大吵一顿。院方认为李敏已经没救了，把她送进太平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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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子珍则冲入太平间，带着奄奄一息的李敏回到家中，经过她的细心照顾，结果奇迹生还。当时国际儿童院要求孩子集体住宿，既然李敏已经康复了，就应该住校。贺子珍则反对，她认为李敏刚康复，不能住校。
贺子珍和院长大吵一顿，结果她被强行关进精神病院。这一关押长达四年之久，期间受尽了折磨，稍有反抗拳打脚踢，还强行给她喂食药物。1946年夏天，王稼祥和妻子朱仲丽来到莫斯科。
当了解到贺子珍在苏联的遭遇后，王稼祥极其吃惊，他立即着手调查，最终成功将贺子珍救出。贺子珍获救时，完全变了一个人一样，精神崩溃，脸色苍白。王稼祥询问有何要求时，贺子珍表示想立即回国，自己一刻也不想留在苏联。
王稼祥将贺子珍的想法向中央汇报，毛主席回电同意。1947年8月，贺子珍携女儿李敏和毛岸青登上回国的火车，来到哈尔滨生活。组织上考虑贺子珍身体情况，原本让她以休养为主，可她坚决表示要参加工作。
贺子珍先是被安排来到东北财政部任机关总支部书记，之后又来到哈尔滨总工会干部处工作。第二年，贺子珍又跟随组织来到沈阳工作。1948年春天，贺怡来到沈阳疗养，分别十几年的姐妹重逢了，两人彻夜交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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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怡告诉贺子珍母亲温吐秀生前得到毛主席很好的照顾，1941年病逝后，毛主席个人承担丧事的所有费用，还委托相关人员将母亲安葬。贺子珍很感动，不久她在给毛主席一封信中表示了感谢，“我很感谢您对我妹妹和母亲的照顾，代我尽了姐姐和女儿的责任，我将终生铭记在心。”
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，李敏和毛岸青回到毛主席身边生活。至于贺子珍的安排，毛主席对送李敏来北平的贺怡说过这样一句话，“你让子珍到这里来，这是历史造成的事实，我们还是按中国的老传统办吧！”
很遗憾，当贺怡跟贺子珍乘坐的火车抵达山海关时，被告知暂时不能去北平，“你们不能进北平，只能南下，到你们哥哥那里去，这是组织的决定。”就这样，贺子珍来到上海，暂时住进了哥哥贺敏学家中。
贺子珍来到上海不久，终于收到了回国后毛主席给她的第一封信：
“娇娇在我身边很好，我很喜欢她。望你保重身体，革命第一，身体第一，他人第一，顾全大局，多看看社会主义建设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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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封信宣告贺子珍再也无法回到毛主席身边生活了。1954年9月，贺子珍偶然听到毛主席讲话的声音，那一刻她惊呆了，将收音机放了一夜。第二天，嫂子李立英发现贺子珍呆坐在椅子上，一夜没睡，呼唤也没有回应，出现神志不清的症状，便立即将她送到医院。
远在北京的毛主席获悉后，非常着急，他立即让女儿李敏带着亲笔信到上海看望母亲。信中，毛主席劝说贺子珍遵照医生的要求，要按时吃药，不要再抽烟了。李敏深知母亲这是过于思念父亲所致，于是把父亲的亲笔信给她读了一遍又一遍。
毛主席的亲笔信堪称良药，加上李敏精心照顾，贺子珍的身体情况有很大改观。1959年7月，毛主席提前几天上了庐山，这里即将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共八届八中全会。贺子珍这时正在南昌休养，毛主席提出要跟她见一面。
7月8日，江西省委以邀请贺子珍上庐山纳凉为由，派人将她悄悄接到庐山。7月9日晚9时许，庐山180号别墅（美庐别墅）二楼，贺子珍在分别22年后终于再次见到毛主席。那一刻，贺子珍泪如雨下。
毛主席安慰道：“我们现在又见面了，你不说话，哭个不停，以后我们见不到了，你又有许多话要说。”贺子珍情绪稍微平复后，毛主席以惋惜的口吻问她：“当初你为什么一定要走呢？我怎么劝你，你就是不愿回头。”
毛主席和贺子珍会面场所
贺子珍哽咽着回答：“那时我太冲动了，太年轻，不懂事。”这次会谈持续了一个多小时，第二天贺子珍便被送下庐山，两人此后没有再见面。在外孙女孔东梅看来，外公选择在庐山跟外婆见面，这是送给外婆50岁生日礼物。
1970年，毛主席生平最后一次登上庐山。庐山风景依旧，遥想11年前跟贺子珍见面的场景，毛主席跟陪同散步的工作人员说了这样一番话，“贺子珍对我是最好的，人长得也漂亮。她后来生病了，老是怀疑别人害她，谁都会怀疑，就是不会怀疑我。”
贺子珍何尝不是如此，自从庐山一别后，她渴望再次跟毛主席见面。可惜，等到最后却是毛主席逝世的消息。1976年9月9日零时10分，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北京与世长辞。消息传到上海后，贺子珍起初却出奇地冷静。
只见贺子珍叉着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，嘴里不停地地念叨：“主席身体不是一直很好嘛？怎么突然就走了？主席去世时儿女都不在身边，好可怜啊。”贺子珍渴望去北京参加毛主席追悼会，可惜种种原因未能成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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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79年9月初，贺子珍生平首次来到北京。9月8日，贺子珍在女儿、女婿的陪同下，坐着轮椅来到天安门广场毛主席纪念堂。20年后，贺子珍终于再次“见到”毛主席。看到水晶棺内的毛主席如同睡着一样，贺子珍再也忍不住了，失声痛哭……
1981年5月，贺子珍回到上海。临行前，中央领导到机场送别，他们告诉贺子珍：“以后上海和北京可以随意来往，不用向中央报告。”时间来到1984年，贺子珍身体一日不如一日，只能再次住进东华医院。
1984年4月，贺子珍病情急剧恶化，经常高温不退。这时的贺子珍重病缠身，医生诊断后认为时日不多，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始的那一幕，中央办公厅派人通知李敏和孔令华夫妇立即去上海。
4月19日下午，贺子珍病逝，享年75岁。中国人对待逝者都是尽快入土为安，可贺子珍的特殊身份注定了她的后事安排需要慎重。对于贺子珍葬礼规格、遗体告别仪式要不要搞、尤其骨灰安置在哪里成为最大难题，上海市委都不敢擅自作主张。
上海市委向中央办公厅请示，希望能给出具体意见。然而，中央办公厅也很难办，大家都不知道该如何回复上海市委。继续等下去肯定不行，逝者为大，于是上海市委的报告被送到了邓小平案头。
邓小平
邓小平看到报告后沉思片刻，随即他提笔在报告上批示了一句话：“我们中央的领导人都要送花圈，贺子珍的骨灰放一室。”邓小平这句话无疑给贺子珍葬礼定了很高的规格，一室是指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一室。
一室内安放在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骨灰，有朱德、董必武、林伯渠等人。有资格把骨灰安放在这里的，都是为国家做出贡献的人物，贺子珍的骨灰也安放于此，足以证明哀荣极盛。
1984年4月25日，贺子珍的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龙华革命公墓大厅举行。当天新华社给出这样的报道，标题是：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、参加过长征的老干部贺子珍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上海举行。
当天，贺子珍遗体告别仪式现场布置的隆重、庄严和肃穆。贺子珍的遗体安放在大厅中央，身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。遗体的四周则是簇拥着常青树和鲜花，大厅两侧则摆放着邓小平、陈云、邓颖超、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花圈。
另外，中央办公厅、中央组织部、全国政协办公厅，以及各省的党政机关都送来花圈，并向其亲人发来了唁电，表达了沉重哀悼之情。贺子珍遗体火化后，中央派出一架专机将骨灰运到北京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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贺子珍骨灰正式安放前，中央有关部门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她举行了安放仪式，一些没有去上海参加遗体告别仪式的老战友、中央领导等人来到现场，大家向贺子珍作最后的告别。安放仪式结束后，李敏抱着骨灰盒将母亲骨灰送到了一室。
至此，这位从井冈山走出的红军女战士，终于有了最后的归宿。随之而来是中央对贺子珍的公正评价：“贺子珍同志是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，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，她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，艰苦奋斗的一生！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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